纪录片怎样表达心情丨专访范俭
头条

2019-07-04 00:00:00

“我不会直接去把我的心情在影片里说出来。我会用一种更为躲藏的、艺术化的手法去表达。”


“在影片里终究肯定是要表达心情的,我不是说表达关于某个详细作业的心情,而是去发现他们关于生命的考虑和我的考虑有什么不相同,这是一种更为笼统的心情。我倾向于笼统地表达这种心情,我反倒不会直接去把我的心情在影片里说出来。我会用一种更为躲藏的、艺术化的手法去表达。


——范俭,导演、「42时」教师



范俭,纪录片导演,奥斯卡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会员。2003年,执导个人首部纪录片《反思非典》。2006年,执导纪录片《在城市里跳动》当选阿姆斯特丹世界纪录片电影节。2011年完结汶川地震后失独家庭纪录片《活着》 ,该片入围阿姆斯特丹世界纪录片电影节比赛单元,取得广州世界纪录片节评审团特别奖。他用五年时间发明的《吾土》入围2016年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以著名诗人余秀华作为主人公的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世》取得2016年阿姆斯特丹世界纪录片电影节长片比赛单元评审团大奖,并在2017年的上海电影节提名最佳纪录片。2018年,执导纪录片《十年:吾儿勿忘》。这部系列短片是作为在汶川地震十周年留念到来前,拍照地震后再生育家庭的故事,是对他的前期著作《活着》的连续,在2018年的西湖纪录片大会上取得最佳系列纪录片奖。从2018年起,范俭导演已两次担任由爱上纪录片和188bet网一同举行的“【42时】纪录片导演制造班”课程教师,今日8月,将再次担任【42时】第四季教师,在台湾与学员沟通纪录片发明。


比起纷乱多样的社会议题,范俭导演愈加着重于调查人物内心深处纤细而又杂乱的情感。在这次的对话中,范导共享了一些关于他近期作业内容上的心得与感悟、关于国内纪录片工业系统的观点、以及他关于台湾纪录片的个人感触和见地。 



Q=刘美儀

范=范俭


Q:能够聊聊您现在正在进行的项目吗?


范:我现在首要在制造的片子叫《爱过》,它是作为电影长片的一个版别。之前的《十年:吾儿勿忘》是一个系列短片,这两部仍是有许多不相同的。《爱过》里咱们用比较长的时间调查震后再生育的小孩,他们现在长大到七、八岁今后跟家人的联络,十分奇妙,乃至有点严重,一同也是拍他们这一代的一种生长吧。在长片里边,除了咱们十来年前从《活着》就有拍的叶红梅家庭,现在也一向有持续在拍他们多年以来的改动,咱们还其他拍了他们的一个朋友的家庭,是一个收养小孩的家庭,来作为长片里边其他一个部分的内容,两个故事会穿插进行。


Q:拍照震后再生育家庭这么多年,您和主人公们的联络是什么样的?


范:基本上算是那种家人加朋友的联络。比方去他们家里的时分,有的小孩会喊咱们“干爹”、“干妈”,很密切。然后比方说逢年过节的时分,我的一个主人公发红包分类会分为家人、亲属、朋友,然后给咱们发的红包归于家人那一类里,和他们是这样的一种很近的联络。究竟知道的时间比较久,十来年的联络了。


Q:那他们关于您来说是一种怎样的联络?


范:对我来说,作业是作业的领域,朋友是朋友的领域,当然这两者有的时分是交错的。假如说作为朋友的话,有的时分也会不由得想去管他们一下,由于他们日子傍边会有一些我觉得出现问题的时间,作为朋友的时分很想去提示他们,和他们谈论。在日子傍边我有时分会提示他们,比方有时分我说,“你作为一个父亲,不觉得有些作业有你没有做好的当地”、“作为母亲不觉得现在家里的联络也有你的一些职责?” 我会用这样的办法去做一些好心的提示,实际上这是一种适度的介入。但一同,作为拍照者,我知道我在拍片子,我要不加太多评判地去把它拍下来,这个很重要。假如我加了太多的评判去拍的话,出来的作用其实会不太好,会削减了观众考虑的地步。所以拍照的时分我尽量不对他们做干涉和评判。


Q:您在《十年:吾儿勿忘》这个系列的背面是安静冷静的仍是有自己的心情?


范:在影片里终究肯定是要表达心情的,我不是说表达关于某个详细作业的心情,而是去发现他们关于生命的考虑和我的考虑有什么不相同,这是一种更为笼统的心情。我倾向于笼统地表达这种心情,我反倒不会直接去把我的心情在影片里说出来。我会用一种更为躲藏的、艺术化的手法去表达。



Q:那比方说这个体裁系列的片子,您想要表达的心情是怎样的呢?


范:我倾向于用印象去说,而不是用文字性的言语去说。由于我要做的是一个电影,我更乐意用印象去把它出现,我觉得观众会感触到许多东西,不同的观众会有不同的考虑,感触到的东西或许会不相同。假如放到一个电视或许媒体的语境里这些东西或许必定要说出来,可是关于一部电影的语境来说,有的时分其实不是要直接提到,而更多地是用印象和印象树立的符号来传递这种心情,让观众感知到,而不是直接告知观众。影片完结后,你自然会看到作者的心情。

 

Q:拍完这个体裁,这种特其他家庭联络是否对您有什么影响?


范:其实咱们拍纪录片许多时分是看各式各样他人的日子。在触摸这么多家庭以来,不断的去调查和比较后会发现,本来不同的家庭联络能够往不同的方向去开展。不同的爸爸妈妈对待孩子能够十分的不相同,会直接影响到小孩的性情。那么这些对我而言,关于我现在的家庭联络和未来或许的处理办法都会发生影响。比方说,在他人家里我现已看到过的一种问题,我会尽力的去防止它发生在我和我太太的联络里。等我有小孩今后,我也必定会想到我在拍片的时分遇到的不同的亲子联络,这对我对待我未来的小孩必定会有影响。这些关于咱们拍纪录片拍久的人都会有一些耳濡目染的影响。



人生一向是一个学习的进程,它不是阻滞的。包含处理家庭内部的情感与联络也是一个在学习和前进的进程。有的时分咱们能用才智去处理家庭以外的问题,可是咱们很少能用才智很好的处理家庭内部的问题,这个需求去学习、去丰厚自己来进步的。当然这个如同和纪录片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络,对我的人生发生影响这件事仅仅拍照纪录片或许会发生的若干的成果之一,我并非是冲着这个方针来拍片的。

 

Q:有的独立导演,电影人,会称号自己为艺术家。您关于您自己所做的事的心情是怎样的?


范:总的来说,我更乐意界定自己是一个电影人。这是一种(给自己的)提示,不论我拍的是不是纪录片,我都是照着电影的感觉去拍,我的发明的理念和方向是尽量的用“电影”的理念去发明,而不是“媒体”的理念,尽量削减那种电视视点或是其他与电影很不相同的办法的搅扰,这是我的一个寻求。可是实际上,你或许也知道,我曾经是做媒体身世的,我曾经在电视台,这些年来也还常常的和媒体有来往跟协作,这千丝万缕的来往其实也是很难切断,这几年首要是跟网络渠道会有许多的协作,有的时分我仍是会有记者的那种思想惯性。当触及到我要选什么样的标题,考量到标题的价值,这个必定是跟我有过记者阅历有一点联络,由于我会比较介意这个标题它是否合适广泛传达,它的传达潜力我会放在一个重要方位去考量。但在制造进程中,我会用电影的思想来考虑我怎样去拍、怎样样拍出的画面和声响更合适荧幕。每个人都会遭到过往阅历的影响,我觉得我也不算是一个朴实的电影人。

 

Q:您以为电影纪录片和电视/媒体纪录片的差异在哪?为什么想把你的纪录片拍的更有电影感?


范:这个差异是十分大的,尽管都叫纪录片,可是电视台的纪录片和电影节上播映的纪录片不同是十分大的。比方IDFA或柏林电影节,那里放映的那种纪录片叫做creative documentary,是构思型、作者型纪录片,我也会把它叫做电影纪录片。我首要想到的前言是电影,我的首选播映前言是荧幕,而不是小屏幕,所以首要导致言语上有许多的不同。总的来说,做一部电影的要求要远高于做一个电视节目的要求



举一个简略的比方,从前期到后期,电影的声响都有个声响规划的进程,录制的技术细节也十分考究,这个进程在媒体纪录片里会比较少。 

 

这和艺术家的寻求又不相同,艺术家寻求的是一件艺术品,而电影许多时分并不完全是艺术品。电影的商业特色和工业特色都是很强的。要想让电影成为一件艺术品,它的商业特色就要极大的削弱了。

 

Q:您关于自己的著作是期望它更倾向于艺术仍是商业?


范:我就倾向于它是一个有必定艺术质量而又合适传达的电影。它不见得是一件艺术品,艺术品其实总的来说是比较小众的。而电影它能够小众,也能够群众。但总的来说它的群众传达特色仍是很强。实际上我期望我的影片能被更多的人看到,而非放在一个画廊、展览馆里。

 

Q:2018年,您成为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会员,这部分的作业您有什么新的领会?


范:当然是比较走运的能成为学院的会员。当然也要感谢协助过我的人。它让我开了很大的视界,并且也是我人生第一回十分仔细的去投票。咱们作为会员具有的最大的权力便是投票权,给奥斯卡这些片子评奖。咱们投票首要是投纪录片,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奖项咱们也能投,比方最佳外语片,最佳拍照,还有最佳影片等等,但这些都是在终究阶段才干够让一切会员投。

 

纪录片的部分大概有300名左右会员分布在世界各地。作为纪录片这个部分的会员,首要从报名阶段咱们就能够投票了,每隔一段时间咱们就会收到一部分片单,从初选到复选咱们都能够来投票。比方说上一年,报来的片子里长片有一百来部,短片有个几十部。一共我要看的片子到达七八十部,仍是要看蛮多片子的。上一年从七八月份就开端了发片单的进程,每隔一两个月发一批,到了十一月十二月咱们要开端投票评出来一个十五部当选的大名单,之后在第二年的一月份投票决议出五部终究入围的电影。上一年我就参与了整个投票流程,对我而言,有幸看了这么多优异的片子,首要看片它便是一种学习,第二便是很快乐自己能够参与进去它这种评判自身,尽管只要一票。


这个准则它也能够被理解为是一种有限的民主,尽管片子的票数多少决议它是否能够入围,可是学院里其实一多半都是白人,说白了仍是有一些种族和文明差异的问题。白人或许会更倾向于让以白人为主的主创的片子能够入围,作为亚洲人,也更想投亚裔主创的片子,让这种片子能有时机进入到奥斯卡评选,这个倾向性是有的。比方我会投《滑板少年》,终究的成果也挺有意思的,《滑板少年》入围长片五强。还有便是《自在攀岩》,这部片子终究得了大奖,尽管我其时没有投它得奖,但它也是一部与亚洲人有关的著作,挺不错的。


Q:您以为一部纪录片怎样样去点评它的完好度?


范:我觉得仍是要先区别它是一个电影纪录片仍是媒体纪录片,由于它们的点评规范不相同。而我现在并不怎样做媒体纪录片,所以我无法从媒体的规范来衡量,我只能用电影的规范来评判。我觉得第一个规范是它叙说意义上的完好度,便是说你讲的故事的完好性。第二个目标在于你的人物是否满足共同和丰厚,你对你的人物描写是否满足深化,这一点也十分重要。第三是你的表达,你的表达是否是简略的仍是杂乱的,是浅薄的仍是深入的,你作为主创必定会透过你的人物和故事来表达你的主意,你怎样表达决议它在多大程度上是杂乱而深入的。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是美学上的新意,做发明的人在看他人片子的时分,假如看到两三个片子的叙说都很完好,人物都挺超卓的,那么就要看它的言语和美学上面有没有其他主意。比方说有的人他就喜爱用大全景,许多全景接全景的编排,咱们一般比较少这么做,那我觉得这便是他的一个特色,构成了他的美学风格。或许有些人喜爱用许多的没有对白的阶段,我觉得也会构成一些共同的美学倾向。再比方说有的作者他会用一小部分虚拟的东西,它会打乱你的边界,这些都是美学上的新意。当然作为电影还有最基本的一点便是它的工业上的完好度,比方说你的拍照,录音的出现,你的光和色是否是比较超卓的,大概是这些。


Q:国内纪录片工业系统缺失在哪里?是否有您以为最重要的环节很单薄?


范:我个人以为比较缺失的重要环节便是制片人这个环节,优异的制片人特其他少,并且做着做着就发现制片人也忙其他去了,由于做制片人也挣不了多少钱。总而言之这个职业里的系统或许还树立的不够好,在北美还有欧洲仍是有蛮多的纪录片制片公司,但在我国便是很少,能做这种片子的制片人就那么几位,这是一部分。其他工种也缺人,比方拍纪录片的好的拍照师也并不是太多。然后便是声响环节比较单薄,从前期到后期。这个也是得有钱才干够完成,或许咱们缺钱所以在这方面做不了多好。然后便是发行这部分,好的一面便是现在影院里开端出现一些纪录片发行的或许性,纪录片的发明者现已做出了一些尽力来发明一些票房,尽管整体来说比较困难,许多人也是赔了本钱在做,可是这几年让我国的荧幕上出现了许多纪录片,这一点仍是有改进的。


Q:所以您觉得院线纪录片的趋势是比较达观的一个状况吗?


范:不能叫达观,我关于纪录片这件作业历来都没有达观过。我只能说走上荧幕的纪录片比曾经多,但实际上这个职业许多人都是亏的,这毫无疑问。纪录片发明者也只要在这种亏本的情况下和在不同的途径傍边去探索,我说的途径便是指发行和宣扬纪录片电影的途径,每一家都在探索。纪录片不能跟那些故事片的宣发去比照,去用故事片的那一套手法搞纪录片是很风险的,所以现在许多的纪录片发行团队都在测验不同的办法,包含大象点映的办法、《四个春天》他们用到的一些办法。有的做的还行,比方说《四个春天》到达了破千万的票房,可是它的宣发本钱也不小。现在这个阶段咱们都不是在挣钱,顶多是在探索一些经历来少赔钱,偶然有单个能够盈余的是很少见的。



Q:和台湾的制造人有没有协作过?


范:有啊,我现在协作的编排师马修他是法国人,但他住在台湾。我编排的终究一个阶段都是去台湾找他,比方《摇摇晃晃的人世》,并且之后便是在台湾做的调色,给《摇》做调色的阿凯,是台湾一个比较优异的调色师,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的调色也是他。由于都离得比较近,所以其时《摇》就在他那里调了。我觉得和台湾同行协作挺愉快。其他层面的协作还没有,不过能够今后树立。


Q:您以为台湾和大陆的独立纪录片有什么共性和不同点?


范:不同仍是蛮多的,我不知道在台湾的语境里“独立纪录片”是一个什么概念,在大陆的语境是很明显的,两个当地的系统是不相同的。台湾的纪录片我看过的不是太多,比方说杨力州的片子,我看过他的几部代表作。比方《被忘记的韶光》、《水蜜桃阿嬷》啊,他前期的几部还蛮喜爱的,尤其是《被忘记的韶光》。然后近些年票房上比较好一点的,比方《看见台湾》,《不老骑士》也都看过。这两年在世界上锋芒毕露的一个是《日常对话》在柏林影展获奖,然后我在柏林影展上看过赵德胤的一部纪录片叫做《翡翠之城》。


其他呢,你会发现像在CCDF这种当地,尽管是在台湾办,可是来参与的台湾纪录片作者其实比较少,它选的一多半是来自大陆的作者。我在参与CCDF的时分看到的台湾纪录片


作者的标题和他们的一些阐释,我觉得总的来说仍是比较本乡化。当然大陆纪录片作者大多数拍的也是比较本乡,可是这种“本乡”和台湾的“本乡”的深度和规模不相同。我国大陆的“本乡”规模十分之大,文明差异十分大,比方拍内蒙的片子和拍广东的片子文明差异十分大。而台湾本乡许多的论题和议题比较趋同。总而言之,即便是都说本乡,但这两者有蛮大差异。我个人感觉一些走向世界的台湾电影作者,比方赵德胤的片子或许《日常对话》这种片子,它的内容往往要么是全世界都比较重视的抢手区域论题,要么便是无论怎样的国界、人种都会关怀的家庭、道德故事,这样的东西是比较合适世界传达的。而特别本乡文明的标题必需求找到合适世界传达的切入点,才干走得更远



我之前去参与的许多世界纪录片提案会,比方阿姆斯特丹纪录片节的Forum,还有北美最大的纪录片节Hot Docs的提案会,我没太见到过台湾作者来提案,可是大陆的作者每一年都有一些。台湾片子入围世界影展的仍是相对要少。我并不是说大陆纪录片要比台湾纪录片强,台湾有许多优异纪录片和作者,但他们或许需求更广大的世界视界。



《日常对话》是我这两年看到的比较不错的片子,它出现的这种亲情和家庭的联络是感动我的,这种私密的印象,这种母女的联络对我来说是有牵动的,恰恰是这种没有明显的本乡颜色的东西反而会感动我




 范俭现已成为“【42时】第四季:两岸纪录片导演游学班”课程教师。

点击图片了解课程概况

课程纲要:

  • 我为什么开端纪录片发明,并一向从事纪录片发明;

  • 我的首要著作的风格及美学的改动;

  • 从电视纪录片与电影纪录片的差异,电影感是什么;

  • 当代世界纪录片工业系统概貌,你怎样进入这个系统;

  • 怎样开端一部纪录电影的发明。


原作者: 刘美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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